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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科书上，总是把清朝的太太平天国极端美化，毛泽东曾经把洪秀全称为近代少数几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可是，洪秀全对基督教本身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没有领会它的精华，学了点皮毛，便将这个皮毛跟中国传统的民间迷信以及落后的中世纪思想结合起来，改变为非驴非马的一个宗教。有人曾撰文指出，洪秀全、太平军那一套有邪教的味道。西方的真理，人们一般理解为自由、民主、科学以及人权这些观念，洪秀全在所谓“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点也没学到那些先进的观念，而且对这些观念是坚决排斥的。他的《天父诗》说得清清楚楚：“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都“该打”！（《洪秀全集》第104、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马克思在1862年深入了解了太平天国的真相后，曾深刻地指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注：马克思：《中国事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马克思在这里给太平天国一个准确的定位，那就是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马老大爷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到后期，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已经清楚显示跟清帝国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一、严酷恐怖的封建神权统治，奴役人民的罪恶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还没占到，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自封“天王”。才打进小城永安，在强敌围困之时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从广西一路杀出来，凡攻占一地，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最恐怖的是“点天灯”。所以进南京前他的队伍一下子从数万人变成了十多万人。
1853年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的屠杀，恐怕仅次于1938年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凡是满清官员、满族的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一次，杨秀清手下的逻查人员（即密探）大肆搜捕了一千四百多“反叛”，非刑拷打投入大牢，几天就把这些人全部斩首，不少人被冤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老百姓吓得战战兢兢。不但如此，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还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所谓“点天灯”，是一种极残酷的刑罚：把犯人扒光衣服，用麻布包裹，再放进油缸里浸泡，入夜后，将犯人头下脚上拴在一根挺高的木杆上，从脚上点燃，令犯人痛苦不堪遭焚而死。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领导人不但胡乱杀平民、可疑分子，而且还自相残杀。天京事变中，洪秀全和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密谋杀死杨秀清。韦、秦二人不但杀了杨，还杀了杨的家人及部属两万多人。杨秀清飞扬跋扈利欲熏心胡乱杀人，被杀一点也不冤，但其他人可冤透了。更缺德的是，洪秀全假装惩罚韦、秦二人，三人狼狈为奸，诱骗杨秀清的城外部属入城，这九千六百多将士全部被杀害，尸体皆投入长江。
当时太平军上下，群众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政局稳定最迫切的是妇女问题，太平军早期占领大城市后严厉施行的“女馆”制度以及强行劳动的制度，使得昔日弱不禁风的广大城镇乡村好人家的妇女，个个变成了挖沟、砌墙、搬运的“劳改犯”，严重摧残了太平军占领区的妇女身心健康。细细思之，令人发指
当时天京城内，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至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男人入营当兵，妇女住女馆参加劳动。当时天京大兴土木，妇女参加天王府建设。有一首咏叹老年妇女从明故宫拆城取砖石运料苦况的乐府诗说：“老人城上摇，旋向城下抛；女人城里拾，旋向城外挑。老人一失足，翻身身必坏；女人一失手，触头头必碎。”洪秀全驱使成千上万妇女修建天王府，并亲自监工督迫，风雨寒雪不停，致使不少妇女病倒，并有打人杀人事情发生。一次，洪秀全曾亲自责骂修天王府的妇女，并把挖湖的女监工杨长妹踹得吐血，然后逼迫她们在冰冷的季节必须完工，完不成就要斩首。她们和家人久久分离，了无期限，十分悲惨。杨秀清于1854年9月29日假托天父下凡，正式要求“排铺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才把实行了一年半、丧尽人心的女馆解散，恢复了臣民的家庭，但已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些行径引得民怨沸腾，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大因素。下面，仅从清朝当时人所写笔记中，摘取太平天国三个有关妇女的记述，可以想见“太平天国”妇女的地位和当时状况：
其一，赵碧娘。赵碧娘，良家好女子，年仅十五六岁，神姿秀美。太平军攻略江南时掳入军中。她被掳时，三日不食，有同被掳之妇女相劝：“我辈忍死，或可日后与家人相见。不要自苦如此，待贼人疏忽可伺机逃脱。”赵碧娘始进食。不久，她被选入女匠绣馆，为太平军首领作精制冠帽两个，暗中衬以污秽之布（可能是月经布），希望以厌胜之法咒死对方。不久，同馆女工向东王杨秀清告发。杨秀清裂冠见到污秽的布条，大怒，立刻派兵士逮捕赵碧娘，并准备转天“点天灯”示众，以儆效尤。赵碧娘半夜苏醒，趁人不备，自缢于树，以免惨遭焚刑。东王大怒，遂杀其同馆女工数十人以泄愤。
其二，傅善祥。傅善祥，金陵人，自幼习学文史。太平军陷江宁，掳入军中，见其习书善写，用为女书记，一直在东王宫中掌文书。傅善祥貌美得东王宠，恃宠而骄，批阅文牍，屡骂诸首领猪狗不如。东王杨秀清侦知傅善祥语侵及己，大怒。即以傅善祥吸食黄烟为罪，逮之枷于女馆示众。情急之下，傅善祥亲笔作书于东王，备极哀怜。东王怜之，遂释其罪。傅善祥得间逃去。东王派人大索，不得。
其三，朱九妹。自傅善祥逃去，东王府中无人合意主掌文书。有湖北女朱九妹，年十九，慧艳能文，为太平军一女百长所庇。东王多次公告选人入宫，百长怜朱九妹柔弱，不以之应选。东王常佯作天父下凡言某事，以神其说。知有朱九妹此人后，东王遂作天父下凡状，指出九妹藏身之所。于是，兵卒搜得，逮朱九妹及女百长齐入东王府问讯。东王问九妹：“汝识字否？”对曰：“不识。”又问：“百长藏汝否？”九妹曰：“女馆中人众多，何得藏我！”东王怒，命兵士杖之。大杖数折，朱九妹浑身鲜血，昏绝于地。于是，东王下令，将女百长挖目割乳，剖心枭首，称是天父降罚，以儆余众。朱九妹被拘于东王府月余，创伤稍平，暗中结纳一王娘，将以砒霜毒杀东王。谋泄，朱九妹惨遭“点天灯”之刑，同时被杀九人。
太平军从得民心望风披靡占得南京，到失民心危机四伏，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仅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人口260万人，春季进城后仅九个月，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时只剩15万人，其中老弱男子4万人，妇女11万人。而妇女减员之快尤为惊人，10月份全城女馆尚有23万人，到年底核查登记的人口，两个月中妇女即减少12万人。与金田起义时“姊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妇女参军盛况相比，自称小天堂的天京简直像人间地狱，妇女们非死即逃，甚至参加暗杀和组织暴乱的行列。妇女们的境遇，直接动摇了民心、军心。
洪秀全把南京变成一座大的集中营和宗教场所，实行严厉的等级制和神权的思想钳制。动辄以各种酷刑伺候。人民没有任何的权利，生活极其痛苦。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却躲在深宫里花天酒地，抽鸦片，玩女人。南京城1864年被清军攻破时，所剩军民不足十五万，而天王府后宫佳丽就有两万。所以说太平天国的灭亡是不足为奇的，也是必然的。
太平天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新兴宗教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天国”。这个“人间天国”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专制国家，实行的是神权统治的君主专制政体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
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立即自称“天王”，在攻占湖南长沙时就制造玉玺，要求臣下对他呼称“万岁”。建都南京后又在檄文中说：“蒙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大开天恩，恩命我真圣主暨救世幼主下凡御世，宰治山河。”他自称是受皇上帝差遣下凡的“天下万国真主”，确立了封建等级制与君主世袭制。早在太平军占领永安后，就建立起严格的封建等级制，洪秀全封杨秀清以下为东、南、西、北、翼王。并在天王和诸王之间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其中天王称万岁，其妻为“娘娘”，天王之子称“幼主万岁”，其他诸王依次递减为九千岁至千岁。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对于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东王率领官员们迎接洪秀全入城时，通赞官高呼：“天王有旨：诏众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跄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旁。”定都天京后，又颁布《太平礼制》，确定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为16个等级，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为了显示森严的等级和宏大的仪规，规定出行时天王的骄夫为64人，东王为48人，其余各王依次递减。甚至还规定，各王驾出，大小官员士兵，如不回避跪道，一律斩首不留。为了显示威严，洪秀全和诸王皆配备了大量的“执事官”，其中洪秀全拥有1659人，降至石达开还有1044人。各王巡时，必有众多的人打着各式灯笼、旗帜、衔牌、遮伞、扇饰等，而且一路铮鼓齐鸣，前呼后拥。洪秀全还发布《天王诏旨》，以严格后宫的秩序，以免天王及后宫的权威受到侵犯。规定：“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不准出。今凡后宫，臣下宜谨慎，总称娘娘。后宫姓名次位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各[名]次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而[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也。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女官有敢传后宫言语出外者斩不赦也。”而且表示“自今朕既诏明，不独眼前臣下宜尊，天朝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语也。”
洪秀全为了达到由他的子孙永远承袭太平天国君主的目的，下令实行世袭制。在《天王诏西洋番弟》中说：“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不仅“真命天子”洪秀全，各王也都是世袭的，甚至从高级官员到最抵一级官员两司马也世袭，“世食天禄”，“累代世袭”，超越了以往封建世袭制的惯例。
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还渗透到每个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每逢礼拜之日，百姓必须前往参加，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则予以杖责。三次无故不到者，则斩首示众。规定凡不拜皇上帝、崇拜“邪神”以及每七天不能虔诚礼拜、颂扬皇上帝恩德者，均属违犯“天条”。而犯天条者，轻则杖枷，重则斩首，甚至处以诸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赞颂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天下诸官，每礼拜日依职分虔诚设馔，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
同时，太平天国官员的腐败是前所未有的。
大兴土木，穷奢极欲
太平军进入天京（今南京）后，就广为宣扬两句话：“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一国来朝，而大兴土木却是从大军进城第二个月就开始了。自洪秀全以下，各个封王纷纷大造宫殿，一个赛一个奢侈。
以洪秀全的天王府为例。整个宫殿群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拆毁万余间民宅，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参与工作的建筑工人达万余，主要是征用没有随军的妇女、老人，工匠则是专门从安徽、湖北招募来的且都是无偿劳动。天王府一共修建了两次。第一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突起的大火烧毁了一部分。于是，次年正月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两期工程所用的砖石木料都是从明故宫、庙宇、民房拆取搬来的，可谓劳民伤财。本来还有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计划扩建到周围的二十里，但因局势动荡未能实施。
天王府的防卫甚是严格，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环绕的宫殿群，宫墙外面是一道深宽各二丈的御沟，沟上有三孔石桥称五龙桥供行人进出往来。过桥迎面第一道大门为天朝门，门外悬挂着十余丈的黄绸，上有天王洪秀全御笔手书五尺大的朱字诏令：“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中雪。”意思是说，大臣等闲杂人等，到了天朝门时就别往前走了，有天王的诏书才可以进去，否则就别怪我杀人了。云中雪是太平军形容“杀头”的隐语。
天王宫的装修极为华丽。据史料记载，这座宫殿内雕梁画栋，用黄金作装饰，绘以五彩，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宫中奇珍异宝无数。
不独天王，诸王与各级官员的腐败也不逊色。各王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驻外的也不例外。东王杨秀清的府第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甚至超过了天王府。即使到了王朝的后期，讲求排场的恶习依然没改。如忠王李秀成驻扎在苏州，一直与敌人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一直没有停止装修，直到苏州城陷落前夕仍在动工。其豪华程度令人惊叹，据说仅次于天王府，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看到后都叹为观止。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天京诸王豪贵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争奢赛富，大讲排场。如舆马定制，最底层的管辖二十五人的“两司马”就可以乘四人抬的黑轿，以上官员的规格层层加大，到东王杨秀清时，每次出行要乘四十八人抬的大黄轿，夏日乘轿下设玻璃器皿注水养金鱼的水轿，每次出行时前后仪仗长达数里。而天王洪秀全自从进京后再不踏出宫门，但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六十四人抬龙凤黄舆。为了配合豪华的排场，宫内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至极。
天朝各官员的奢侈腐败还表现在穿戴装饰上，普通官员的一顶王冠，一件衣袍就可抵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财产。而天王洪秀全的金纽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
争吃争穿争排场的现象是全国范围内的，除了诸王，参与者还包括朝里朝外文武各级官员三十一万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如此庞大的蛀虫队伍，很快就把掠夺来的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当时在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潜伏着一个清廷间谍，他是当书手的张继庚。张继庚在1853年9月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他写道：“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
被如此空前的奢靡风气所笼罩，太平天国想不亡都难。
妇女的牢笼，百姓的恶魇
太平天国的前身是1843年创立的“拜上帝会”，倡导“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然而，太平天国对妇女的压迫却是前所未有的。
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至于有多少，则没有限制。东王杨秀清在答复美国人的一份外事文书中就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妻妾。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倒是有准确的数字：金田起义后不久十五人，一年后占领小小的永安后就增加到三十六人。进天京后，甚至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1864年太平军败亡时，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有八十八（也有说法是一百零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这里，就算天王只有八十八个后妃，也已远远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
洪秀全因为妻妾太多，记不清名字，干脆给她们编号，还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王诗》，其中规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均引自《天父诗》）
洪秀全可以说是将皇帝和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了极致。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提到，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
上行下效，一国之主的天王尚且如此，下面的官员也好不到哪里。这个时候，我们丝毫看不到太平天国教条中所倡导的“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只有对妇女的绝对权威和压制。
太平军的杀戮也过于严重。洪秀全本人为人暴虐，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得半死。在天王的带领下，太平军杀人如割草，只看太平军如何除“妖人”的就可见一斑。
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都被太平军视为妖人。太平军辨别妖人的方法极是荒谬：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都被指作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有些人不堪刑讯自认是妖被杀，还有一些人干脆自杀。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
在太平军内部，大家互相残杀起来也绝不心慈手软。对于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斩首。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搞得广大太平军成为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三无”工具。诸王之间更是全然不讲情谊。如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不但杀了杨全家，还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的全部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的威信又杀了韦昌辉。整个内部毫无仁爱信义可言。
领袖无能，等级森严
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层就集体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治。作为第一领袖的洪秀全，其腐败不但表现在生活的糜烂上，在政治上也是一塌糊涂。在起义后的十几年里，洪秀全多数时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他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五十二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十一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有一次坐六十四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望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天王府里，享受着极具威仪和奢华的帝王生活。
1864年，当淮军和湘军包围了天京以后，李秀成等一些较为清醒的将领劝说洪秀全突围再求发展时，他不但拒绝突围，还幻想天兵天将来帮助他。直到天京即将告破前，他还说自己的江山是“铁桶江山”，幻想着“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乎”（曾妖指曾国藩）。试想，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虚幻生活中，腐败透顶的领袖，怎么可能领导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的胜利。
太平天国的封建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的。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等个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都要受到惩罚。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中充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洪秀全本人以“朕”自称，自比“太阳”、“日头”。太平天国还给诸位王排定座次，依次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王长兄洪仁发，巨王洪和元，长王洪瑞元，王次兄洪仁达，次王洪锦元，天四驸马黄栋梁，天西驸马黄文胜，西王父蒋万兴，南王冯云山，等等，说明太平天国十分讲究上下尊卑。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当诸王外出时，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在道路两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若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惩罚。
当一个政权中所有的人都把精力放在严苛的排座次、讲规矩上时，这样的政权显然不可能长久。
王爷遍地走，争权夺利葬送江山
太平天国的王爷数量之巨也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天国前期共封了五个对起义和建朝有过贡献的外姓王。这五王是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以及翼王石达开。这其中除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战死之外，其他人则死于内讧。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所杀，随后天王洪秀全又捕杀了北王韦昌辉。
天京事变后五个外姓王就只剩下翼王石达开一个人了。事变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受到满朝文武臣民的拥护。此时洪家兄弟不是忙着安定政局，而是急于封王。洪秀全先是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出狱不久的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忿然领兵出走，发誓不再回来。此举引起满朝文武臣民的抗议，洪秀全不得不把两个王兄的爵位革掉以谢天下，但还是未能把石达开及其率领的几十万精兵召回天京，从而丧失了一次振兴天国的机会。
天京事变让太平军损失了几万名精华骨干，加上翼王石达开分裂出走带走了几十万精兵，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形势岌岌可危。此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四路围攻安庆，扬言年内攻破天京活捉洪秀全。幸而有新起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在安徽重振军威，与李秀成及捻军合力向敌人反攻，解了安庆之围，保卫了天京上游的门户。陈玉成又回师皖北，大破清军于庐州，活捉了清朝安徽巡抚李孟群，这才把天京事变后两年来十分危急的局势扭转并稳定下来。
洪秀全鉴于封王兄引起的风波，宣布天朝永远不再封王，在原来的侯之前，增设义、安、福、燕、豫，共六等爵位。天京之围解除后，陈玉成因功被封为成天豫，李秀成被封为合天侯。同时恢复前期的五军主将制，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其他各个人等也有不同的封赏。不久，陈玉成再次破格被封为成天义，再封为英王。
这新的爵位的制订及封号，大体上反映了天京事变后，各路太平军的隶属关系，以及按照军事才能而形成的指挥系统，上下悦服，太平天国又一次出现了乱后重建的中兴景象。可是陈玉成被封王却又引起其他有功的战将攀比。首先是驻在浦口防守天京北大门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与他原来的部将、而后叛变投敌的李昭寿秘密通信，被人发现后报到天朝。天王洪秀全骇得不知所措，一面下令封江防变，一面亲书“万古忠义”的手诏把李秀成封为忠王。接着封中军主将杨辅清为辅王、左军主将李世贤为侍王。然而，封王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剩下的右军主将韦俊因是韦昌辉之弟受封较晚，一怒之下，率部数万人叛变投敌。
到了后期，洪秀全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的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几个王兄更是仗势卖官鬻爵，随便滥封。结果，总共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这些被封的大大小小洪家王爷成为京城一霸。尤其是当了“京内又正总鉴”的信王洪仁发、“御林兵马哥”勇王洪仁达为首的洪氏家族王党，总揽朝政，横行天京。如他们规定进出城门的人须持“洪氏票”进出，结果，有一次忠王李秀成出城调兵也得拿出十万两银子的买路钱才得出城。又如在天京陷入最后一次重围前，朝中有人建议提前购运粮食回京储备，以备战时之需。但由于进出城门的“洪氏票”价格昂贵，运粮回来后须交纳重税，运粮无利可图，贩运粮食的人不肯去购粮，以致后来天京被围后出现粮荒。此时，洪秀全号召军民吃草，美其名曰“甜露”。他本人就是因吃草生病，无药医治而死（有的记载是服毒自尽）。
不但滥封王，太平天国的各王、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都世袭，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受封为王的人得到封号后，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至今浙江还流传说，侍王李世贤出门坐五十四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人不够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设置各种苛捐杂税，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不下二三十种。
为了敛财致富，新封诸王一个个拥兵自重。当陈玉成为保卫天京上游门户安庆而浴血奋战的危急关头，拥有百万大军的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一心经营其苏浙领地，始终未发一兵一卒前往皖北助战，坐视安庆和庐州相继失守、陈玉成牺牲而不顾。直到庐州失守后十七天，天京再一次陷入湘军重围的时候，李秀成才看到大局动摇的危险性，组织起十三王、六十万大军，救援天京。但因诸王各怀私念而消极畏战，对阵四十六天，竟未把饥病交加的二万湘军打退，借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沦陷为止，再也没有哪个王来解围了。
这些王爷们各回到自己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最后纷纷叛变。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也被其叛变投敌的心腹部属四王完整地奉送给李鸿章了。算起来，李秀成也是一个卓越的将领，可是他从占领苏州到苏州失守，仅隔三年半时间。并非他能力不足，是腐败吞噬了他的百万大军。
李秀成最终还是栽在钱财上。
在苏州失守后只率数百亲随狼狈逃回天京，但天京也在半年后失守。他在天京的两座新旧王府被抢后也被大火夷为平地，与天王府一样只落得一片废墟。天京失守时，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出城后，与大队离散，孤身逃到方山。当他解下缠在腰上的百宝囊休息时被人发现，宝囊被人哄抢，他也被捉住送到清营成了阶下囚。想来，这个时候，他会为自己当年的贪婪、愚蠢而悔恨吧。
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
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
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余波未息。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离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也相去不远，少时听过洪秀全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清的种子丝毫也没什么奇怪。
洪秀全死后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这两位民国的缔造者少时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潘旭澜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透过曾经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回到现场，回到了真实的历史。他让我们发现一幕幕曾笼罩在神圣面纱之下的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和迷信。
洪秀全屡试不第，图谋*河蟹*之前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准备阶段。1844年5月他和惟一的同伴冯云山到广西山区宣传他的“拜上帝”，因为进展不快，生活艰苦，仅仅几个月他就没有耐心而离开了。三年后，等到冯云山历经艰辛在紫荆山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张旗鼓地蛮干，使得拜上帝会迅速陷入险境，这个时候他却躲起来了。得知冯云山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他这个教主则以找两广总督救人的借口仓皇逃离广西。冯被其他信徒救出来后，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荆山。这是1851年以前的那个洪秀全，如果不是善于相术的冯云山刻意造神，要把他造成一个人间神，作为*河蟹*的旗号，以后的一切也许就不可能发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还没占到，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自封“天王”。才打进小城永安，在强敌围困之时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从广西一路杀出来，凡攻占一地，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抽肠。最恐怖的是“点天灯”。所谓“点天灯”，是把犯人扒光衣服，用麻布包裹，再放进油缸里浸泡，入夜后点燃。所以进南京前他的队伍一下子从数万人变成了十多万人。打进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他们喜出望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一方面把南京变成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不过是人间地狱罢了。
洪秀全还没有公开*河蟹*时，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三十六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在供词中说他有妻妾八十八人（也有说一百零八人），还有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从此，只有四十岁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户了（也因此才逐渐大权旁落），直到1864年自杀之前，他一共只出过几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旭澜先生说通过现今的暴发户可以窥见洪、杨当年的心思，此语不差。小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说出来了，无非是“吴妈”、钢丝床等，也就是女人、财帛、富贵荣华也。这样的“天国”，到底是谁的“天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金陵癸甲新乐府》的诗集，其中有一首叫做《选女孩》的，就真实描写了当时“非自愿”选美的惨烈场景：“今不幸为女子，尤不幸为女女子。列王传令选王娘，母女相持面如死，巡查勒马立门前，军帅握鞕搜馆里。大者逃出馆外颓垣阴，小者逃入阿母破床底。”所谓女子，是指妇女；女女子，指的是处女，也就是民间所讲的黄花闺女。看来太平天国的王爷中，不乏有奸淫幼女和处女的嗜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古代的帝王是一路货色。
除了洪秀全，拥有女人最多的，是杨秀清。1854年，定都天京不到一年，杨秀清的贞人，也就是王娘，就有三十六人，两年后他临死之前，队伍已经扩充到五十六人。据说杨秀清的好色，远在洪秀全之上。透露这个秘密的，是杨秀清的私人医生。杨秀清的眼睛一直有病，定都天京后，公务繁忙，病情恶化，便重金聘请了一个名医，专门给他治眼睛。据这个医生后来回忆说，杨秀清因为纵欲过度，患有严重的肾虚症状，不得不靠龙眼等壮阳补肾的药物来维持。
除了天王和永安五王，享有这一特权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秦日纲。
1853年洪秀全进南京，恐怕仅次于1938年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翻看清代民间笔记，有一个阶段，“被掳”、“（女子）被污”（甚至有许多幼女被污的记录）、“遇害”三个词出现频率最高，往往寥寥数语，无非遇贼、或不从贼，甚至安坐家中，便祸从天降，笔记简单，无痛心疾首状，无悲哭哀号声，却分明看到那尸横遍野的情境，笔记中的“贼”，指向一致：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革命神话还是邪教异端
“弃妻子负母匿山中，绝食三日，母饥甚，出求食。遇贼，逼从不屈，骂不绝口。贼怒，割其腿肉烹食之。骂贼益厉，贼剖其腹、断其肘而死”，这只是一个案例。在清代笔记中，有关背着母亲逃入深山，后来被捉到残杀的事件极多，至于众位民间作者见不到及未听说的只会更多。这里所说的贼，是太平天国。
清代笔记中有几个案例着实令人发指。“适孕数月，不能远行……，大骂，遂被杀”，“适孕……见姑周氏遇害，抱尸痛哭大骂。贼怒，剖孕而死”，“贼以鞭爆绕颈燃之，复剐其胸腹而死”，将孕妇剖胎而死，这得多丧心病狂？另外，太平天国所到之处，佛寺尽毁，有极多僧侣或士绅为护佛像而被残杀的案例。
在太平天国眼里，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缙绅商人、知识份子等皆被视为“妖”，大肆掳掠屠杀。“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统统杀之。滥杀的后果就是，杨秀清患眼病，悬赏银子一万两求医，结果无人应召，因为医生都被杀了。
“凡邪歌、邪戏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太平天国的刑法可谓积野蛮无知于大成，其中一条“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读书读不好的，也要杀头，如此可见一斑。
某年重阳，太平天国诸王突发奇想，干脆搞了个登高观裸奔大会，据《盾鼻随闻录》记载，“重阳日，群贼在钟山设宴，取妇女数百人，尽去衣裤，驱逐下山，赤身裸体，无处躲藏。群贼在山顶观看，以为笑乐”，此次裸奔大会十分成功，现场彩旗飘飘、鼓乐齐鸣。同书还有记载，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占大书法家何绍基的家乡道州，将其刚去世一年的母亲的尸体从墓葬中挖出来，对尸体的口中撒尿，“复褫去下衣，取牡狗只鞭纳其牝户之内，下体裸露，丑秽难堪”，也就是砍下公狗的生殖器插入女尸下体，并裸露于外。
发生在1856年的一幕幕血腥屠杀，说是“杨韦内讧”，其实更是“洪杨内讧”。这场影响“太平天国”命运至深的自相残杀，起因于东王杨秀清觊觎“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父子为“万岁”。洪密令北王韦昌辉连夜从前线带兵回京，血洗东王府，杀了东王部下将士两万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红。翼王石达开是诸王中最有远见、最能干的一个，被曾国藩他们认为最厉害的对手。他回京指责韦昌辉杀虐太重，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杀石，石连夜缒城逃脱，一家老小全被杀光。石达开兴师问罪，洪又下令杀了韦及亲信二百人。从此，“太平天国”就开始由盛转衰，朝末路走去。
被拔高的太平天国运动
1863年12月，在面临覆灭时，洪秀全断然否决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苦求，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小天堂”、安乐窝，并痛斥、诅咒李秀成：“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南京被重重围困，城中即将断粮，他号召军民以“甘露”（百草）为食。城破之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没有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万把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有一本书叫做《晚清七十年》，其中太平天国部分的开头有一段话很醒目，也很沉痛。书中说：“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书中用“死人无数”来形容这场大悲剧，但没有说究竟死了多少人。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省，一片劫灰，道?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
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